继31省市区悉数公布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后，各地常住人口和数据流动情况随之出炉。

截至2018年年末，广东、山东、河南三省分别以11346万人、10047万人、9605万人的常住人口总量摘得全国三强；从增量维度考量，广东、浙江、安徽三省分别以新增177万人、80万人、68.8万人位居全国前三，延续2017年的领先态势。

广东和浙江是经济因素集聚人口的典型省份。其中，经济规模总量蝉联全国第一的广东，已经连续13年占据常住人口总量全国第一的位置，同时常住人口增量连续四年破百万。“人口增长与GDP之间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，人口增长推动GDP增长，而经济增速较高的地区又能进一步吸引人口流入。”光大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张文朗分析表示。

除了经济优势的天然吸引力，各省市正充分利用各种政策工具吸纳人才。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、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，除了经济优势，目前广东地区的人口政策亦有利于吸引人才，“据我所知，上海有不少IT人才正在往深圳迁移”。

广深人口增量领跑

一线城市的常住人口增长，与外来人口流入相关性较大，呈现差异化发展。

根据四个一线城市公布数据整理，截至2018年年末，广深人口增量最多，分别为49.83万人和40.6万人。上海在经历2017年的常住人口负增长之后，2018年终于微增5.45万人。同一时期，2018年北京常住人口下降 0.8%，较2017年增长0.7个百分点，减量达16.5万人。

陆铭对记者解释认为，前两年上海常住人口负增长，主要受严格控制超大城市人口的政策影响，“但由于城市自身对劳动力的需求旺盛以及对劳动力的吸引力，所以去年上海的常住人口还是呈现缓慢增长”。

北京的人口控制更加严格。2016‒2018年，北京外来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不断降低，2016年为37.2%；2017年降低0.6个百分点，为36.6%；2018年则进一步减低1.1个百分点，为35.5%。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、国务院参事马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：“北京近年来对人口进行了一定控制。基于此，外界会担心是否会影响劳动力的供应以及城市的长远发展。但需要注意，北京作为首都，它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是天然的。另外，北京并不是完全关闭了窗口，对人才还是继续开放的。未来的劳动需要依靠素质，以‘人才红利’而不是‘人口红利’为基础。”

与此相比，广深两地常住人口增量领跑，除了经济发达的天然吸引力，还有地方政府充分利用政策工具的功劳。

以深圳为例。目前，深圳的落户要求是：本科以上学历，年龄在45周岁以下的人员；专科以上学历，年龄在35周岁以下的人员，交满6个月社保均可落户。广州近期为了吸引人才，也放宽了人才入户的年龄限制，并且取消了硕士研究生、博士研究生学历、高级职称人员以及择业期内的留学人员入户的社保参保年限限制。

相比之下，上海和北京要求较高。上海要求以“积分落户为主；北大清华毕业生及博士研究生学历等11类人才可直接落户”，北京落户则以轮候制为主。

出生率下降改变人口结构

常住人口增长由自然增长（与出生死亡相关）和机械增长（与人口流入流出相关）两部分构成。

从31省市区常住人口和数据流动情况来看，曾经的人口出生大省正面临不同程度的出生率下降—其中山东出生率从17.54‰下降到13.26‰，下降了4.28个千分点；河南出生率从12.95‰下降到11.72‰，下降了1.23个千分点；广东也从13.68‰下降到12.79‰，下降了0.89个千分点。

“随着社会经济发展，人们的生育愿望会自然下降，生育率降低。”马力向记者解释道，“这个节点一般是人均GDP一万美元。在人均GDP小于一万美元时，经济发展程度、受教育水平等较低，人们生育愿望较高。但到达一万美元之后，生育愿望则会降低。直至人均GDP超过5万美元，生育愿望会再上升。目前，我国人均GDP即将达到一万美元，叠加此前的生育政策，生育率存在下降趋势。”

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18年中国出生人口1623万人，比上年减少200万人，是近40年来中国出生人口环比下降最多的一年。同期，中国人口出生率从上年的1.24%降至不到1.1%，创近年来新低。

“生育率降低，给一个省份带来的主要影响是人口结构的变化。出生人口减少后，老龄人口、适龄劳动人口、小孩之间比例不协调的问题随之而来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转移支付能力挑战和代际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。”马力向记者指出。

核心城市成风向标

中泰证券研究所宏观策略首席分析师梁中华指出，2018年，我国31省市区人口流动充分体现了“东迁”和“南下”的特点：2018年，10个东部省市中有7个为人口净流入地区，人口净流入量为99.3万人，此为“东迁”；以秦岭—淮河为线大致划分中国南北方省份，2018年南方省份净流入人口高达197.5万人，人口净流入地区基本都分布在南方，此为“南下”。

记者注意到，如将常住人口视作变量，区域核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带动越来越明显。粤港澳大湾区、长三角、京津冀和成渝四大城市群呈现不同的状态。

粤港澳大湾区内，深圳、广州对周边城市带动情况较好，大湾区内其他城市也在快速发展。其中，佛山、珠海人口增量较多：2018年，佛山常住人口增量达24.9万人，珠海常住人口增量达12.57万人。根据2018年各城市人口净流入情况排名，佛山位于全国人口流入城市第八位，珠海距离第十名仅差7.13万人。陆铭表示，这属于比较好的核心城市带动周边城市增长的例子。

相比之下，长三角一体化城市群在人口增长的区域协同方面，显得有些错位：受政策影响，核心城市上海的人口数量向外流动，导致周边城市人口增加。虽然最终结果显示区域人口仍在快速增长，但上海的核心带动能力并未得以凸显。

陆铭认为：“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这两大城市群，区域内城市之间的人均GDP差距都在缩小。但粤港澳大湾区是广深GDP份额上升，同时人口份额上升；长三角则是由于上海GDP规模下降，但人口份额上升带来人均GDP下降，以至于和周边其他城市差距缩小。”

“合理的都市圈发展方式，应该是以核心城市辐射周边。在大湾区，广州和深圳两个城市的带动作用表现得非常明显，有利于区域协同发展。反观上海，受制于人口政策、建设用地规模、基础设施建设等限制，核心城市地位并未完全发挥，在长三角一体化区域集聚和协同发展方面可能会有牵制。”陆铭进一步解释指出。

2018年，北京常住人口减少16.5万人，天津增量为2.73万人。京津冀的13个城市中，共有11个城市常住人口呈正增长，增量总量为31.23万人。其中石家庄增量最高，为7.17万人；其次为廊坊，为5.4万人。

梁中华表示，从数据来看，北京流出人口并未全部流至天津、河北。根据某招聘机构研究院数据，在2018年第四季度北京外流人才去向统计中，北京外流人口中有8.66%流向天津，其余还有6.30%流向杭州、4.59%流向西安、4.05%流向成都。

与此同时，成渝城市群发展迅猛。2018年年末，成都常住人口1633万人，增量达28.53万人；重庆常住人口总量3101.79万人，增量26.63万人—增量分别位于全国第五、第六位，仅次于西安和杭州。

“受成都、重庆‘双子星’影响，整个成渝城市群的人口增长也非常可观。”梁中华表示。

来源：时代周报